bd半岛官网初击洪湖浪传播火种邓中夏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

  半岛体育平台新闻资讯     |      2024-08-09 05:55

  bd半岛官网初击洪湖浪传播火种邓中夏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邓中夏是中国党早期著名的无产阶级家。他原名邓康,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传播马列主义,是中国党北方组织的创始人,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广东省委。他是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领导了长辛店八月、京汉铁路“二·七”大、开滦煤矿、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和省港大,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他还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委员,为苏区政权建设和红军建设花费了不少心血。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邓中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虽然他牺牲距今已经90年了,但他的伟岸形象和高尚品德却一直留在后人的脑海里,久久难以忘怀。

  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我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1920年4月,正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的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到长辛店,深入工人中间,宣传道理,启发工人觉悟,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

  1921年1月初,邓中夏以倡导平民教育的名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他和同志们一起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下了班的工人讲课。经过邓中夏的努力工作,长辛店工人中的火种逐渐传播开来。

  192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半岛网址,邓中夏和工人代表史文彬为使长辛店工人在实际斗争中看到自身的力量,经与几个教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研究,决定公开举行一次庆祝“五一”节的工会,趁机宣布成立工会,并在会后组织工人。这次工人的盛大集会,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觉悟,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磅礴伟力。

  长辛店工会成立之初,由于缺乏组织经验,一些工头也被吸收进来。他们常常寻机,妄图、瓦解新生的工人组织。于是,在邓中夏、史文彬的带领下,工人们展开了艰苦斗争,终于将几个工头开除出去。为了区别于原来由工头参加的长辛店工会,工人们一致决定把长辛店工会改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邓中夏的努力工作下,长辛店车辆厂工人们日益觉悟,紧紧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

  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车辆厂的3000多名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控制电话,占领车站,截断来往火车,开始了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为核心内容的全体总。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北洋政府和路局方面不得不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次的胜利犹如星星之火,很快造成了燎原之势。紧接着,京奉路、粤汉路、京绥路、正太路、津浦路、京汉路的工人纷纷举行。这些像潮水一般,猛烈冲击着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1922年10月23日,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开滦煤矿工人掀起了一场的红色风暴,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开滦煤矿是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个煤矿的总称,是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一座大矿山。那时,矿工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终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在全国工人的推动下,矿工们于1922年10月16日,联名向矿局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人受伤由矿方出钱治疗,工人在受雇期死亡,由矿局发给5年工资,作为抚恤;工人俱乐部,矿局应给予承认;非经工人俱乐部同意,矿局不得任意开除工人等要求和条件,开始了。

  这时,英帝国主义除用军舰将印度雇佣兵运到唐山进行外,还大肆勾结掌权的直系军阀,天津厅长杨以德派遣两百多人的保安队到唐山,枪杀工人,逮捕工人领袖。在这紧要关头,担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主任的邓中夏紧急赶到开滦,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宣传的重要意义。在一次工人集会上,他情绪激昂,咬破手指,写成血书,鼓励矿工们把斗争坚持到底。

  1925年2月9日,由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上海内外棉第八纱厂粗纱部全体工人无端被厂方开除,工人们自动“摇班”(即)。紧接着,沪西、曹家渡、杨树浦等厂的工人奋起响应。不几天,陆续有二十二家日资纱厂加入到行列,参加的人数达7万之多。

  为使运动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党中央指示由李立三、邓中夏领导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邓中夏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帮助工人成立了工会组织,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带领工人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工贼、包探、和工头进行坚决斗争。

  一次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工会时,数百名突然袭击会场,邓中夏临危不惧,站在一个坟顶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了。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群众和声如雷,吓得纷纷后退。在这次事件中,邓中夏和50多位工人被捕,当他和被捕的工人戴着镣铐,走在大街上时,脸上不时露出笑容。他对被捕的工人说:“他们能捉我们,但他们打不败我们!”这次被捕,由于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这次前后坚持了一个多月,震动上海,轰动全国,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邓中夏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努力使工人运动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1923年,中国劳动组合部由北京迁往上海。邓中夏随部到上海后,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大学主持工作,担任教务长。为了迎接工人运动新的到来,他牵头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多位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领导骨干。他还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工厂,建立秘密工会小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逐步地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工会组织。

  邓中夏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同工会的斗争也是很坚定的。1922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坚持团结,痛斥了和无政府主义代表的种种谬论,使大会获得成功,他因此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部主任。这次大会结束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有合法的集会、结社、等权利,邓中夏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宣布召开国会半岛网址、制定宪法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亲自起草了十九条《劳动法大纲》,通电全国,各地工会群起响应,组织成立“劳动立法大同盟”。

  在一次次的实践斗争中,邓中夏逐步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1925年5月,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期间,他同代表们一起批判了取消派的观点半岛网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邓中夏和周恩来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及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会后,邓中夏作为全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工作。这时,正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结成了一个“左”倾宗派集团,邓中夏对于王明一伙的活动极为愤慨,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9年,王明回国,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邓中夏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中夏深受磨难,但并未因此而放弃斗争。1933年,在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下,上海党组织举行了一次“五一”节飞行集会,导致不少人被捕,群众被打散。邓中夏十分反感这样的集会,斥责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理论家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才懂得,只有长期积蓄力量,才能与敌人决战的这条真理。……他们坐在小房子里,不接触工人,不接触农民,也不接触青年,不懂得群众迫切要求什么?我们应当干什么!这些,对于我们那些可敬的自命正确的同志,可以借用混蛋吴稚晖的一句话,叫做‘漆黑一团’。”邓中夏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实践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学校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事件的。当队伍行至南京路时,突然遭到巡捕的逮捕与,造成“五卅”血案。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邓中夏和苏兆征一起组织、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

  省港大之前,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赴香港向各界揭露帝国主义残杀工人罪行。经过对各工人团体的组织发动工作,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是省港的统一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了自由、劳动立法等六项要求,遭到无理拒绝。1925年6月19日晚,省港大爆发。

  开始以后,港英当局立即宣布戒严,调海军陆战队登陆并令军舰在海面游弋。香港工人与广州工人一起,联合广州市郊农民、青年学生、士兵等,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当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和军舰上炮火的轰击,酿成了“沙基惨案”,工人群众死伤惨重,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使人数激增到25万,达到。

  香港工人到达广州后,邓中夏等在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上,领导进步工会代表同工会头头进行了坚决斗争,戳穿了工会头头们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后来大会选举了委员会,苏兆征任委员长,李森为总干事,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委员会下设管生活的干事局,管理财的财政委员会,负责惩处汉奸、走狗的会审处和拘留所,负责维持秩序的武装纠察队。委员会负责处理一切与有关的事务,拥有很大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个“工人政府”。

  邓中夏十分关心工人的生活。香港工人到广州后,时已深秋,许多工人既没有御寒的衣服,又没有房子住。邓中夏与各方面同志联系,在廖仲恺的大力支持下,封闭了赌馆、烟馆,腾出广州市内外大量空房,暂作工人宿舍,安顿工人和家属。邓中夏、苏兆征等四处奔走,在郊区农民、各省市和海外侨民的共同支持下,建立了工人食堂,开办了工人医院,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小学,并亲自给工人和工人子弟上课。

  邓中夏还主持出版了以《工人之路》为题名的委员会机关报,发布委员会的各项指示、命令,报告进展情况,刊登财政收支,进行思想教育,总结经验,揭露工会代表的破坏活动等。他除了亲自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经常自己写文章,使《工人之路》在中起了推动、激励工人斗志的重要作用。

  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打击英帝国主义,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的邓中夏,根据委员会的决定,领导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深圳、西抵前山的海口,禁止所有轮船开往香港,切断了香港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香港因此很快变成了臭港、饿港和死港。为了使广州经济不因切断香港与外界联系而受到影响,邓中夏向广东省委陈延年建议:对英帝国主义以外的各国商船,可发给他们许可证,允许来广州贸易。这个策略实行后,广东的经济困难很快得到了解决,从而促使广东商人保持了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为长期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省港大的日子里,为了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阐明省港的,邓中夏苦战三个通宵,写成了《一年来省港的经过》一文,总结了的基本经验。

  这次大在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的领导下,坚持了16个月之久,在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支援了北伐。结束后,许多省港工人和农民加入了北伐队伍,不少工人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为迎接中国的到来积蓄了力量。

  去洪湖苏区之前,邓中夏是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暂住莫斯科期间,他整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在写到全书原定的三十章中的第十三章时,邓中夏收到党组织命令其回国的电报,他立即中断了写作计划,整理行李准备回国。他认为:“与其做文章来论的经验,不如实际地做的经验更为有益。我虽然对于这本书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憾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很快,他就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回国接受党的新任务之后,邓中夏从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湘鄂西苏区是中国党领导下创立的一块重要的根据地,直接威胁着当时反统治的重要据点武汉和周围一些地区。他顾不得旅途艰辛,水陆兼程,很快到了红2军团后方办事处。

  红2军团是湘鄂边的红4军(后改为红2军)和鄂西区的红6军在公安会师后合并组成的。湘鄂西的党和红军在贺龙、周逸群领导下,以中央苏区为榜样,依照党的六大的决议作了大量工作,实行了土地,发展壮大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政权。但是,1930年6月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提出了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给根据地造成较大损失。邓中夏一到洪湖,就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要红2军团攻取武汉无疑坐待失败。于是,他连连发出四封信,请示党中央与长江局,建议将部队先集中在洪湖附近,待召开军事会议后,再执行中央指示。

  邓中夏初到洪湖,虽然在组织上也受到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但是在重大的斗争策略上,他还是从湘鄂西、洪湖地区和红2军团的实际出发,并领导红2军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一时期,邓中夏和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时候,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他始终以为己任,把党的策略和政策视为生命。

  邓中夏来到湘鄂西以后,工作中尤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废寝忘食地学习;二是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刚到湘鄂西不久,就深入到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努力纠正一些由于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政策不当问题。

  在监利调查中,邓中夏正确地处理了农民反水问题。有一个时期,一些乡的农民在派挑拨煽动下,组织了所谓“北极会”和“硬肚会”,并与一起反对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当时有人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邓中夏调查后认为,除派的挑拨外,农民群众的反水与我党和红军的经济或土地政策有所失当是分不开的。当时,鄂西土地并未平均分配,只把地主土地转给了佃户耕种。雇农以及失去土地的游民无产阶级并未得到太多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富农路线影响下,不少地方反富农方法失当,搞扩大化,甚至把中农当作富农对待。这种办法并非正确的处理方法。另外,广大群众负担较重,苏维埃政权又很少照顾。邓中夏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了这些情况,并在实际斗争中纠正了“左”倾路线造成的一些错误,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在斗争实践中,邓中夏运用党的政策,正确解决了错误路线造成的赤白区群众对立问题。一个时期里,白色区域的群众在派挑拨下,冲入赤色区域见人就杀,见物就烧;一个短时期,赤色区域的群众也采取相同对策。这就导致赤白区交界处十几公里无人烟,交通断绝。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把这种错误称为赤白对立,并将其理论化。邓中夏批评说:所谓赤白区的对立,绝不是赤白区群众的对立,而是赤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要教育红军、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同志,在斗争中注意纠正这一错误政策。在邓中夏的教导下,不少赤区群众改变了这种错误做法,从而争取了白区群众,扩大了红军影响,为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邓中夏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1927年,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坚决拥护关于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好的农村去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对在井冈山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也十分推崇,视为楷模,并在红2军团的《红星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要有根据地,巩固的向前发展”。

  在红2军团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邓中夏在立三路线的压力下,受到立三路线的某些影响,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失误。对此,他既不回避,也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于二军团领导的错误,无疑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第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该负责。”他的这一言行体现了一个真正党人的坦荡襟怀。